[作者简介]

傅荣楷，江西南昌人，1944年4月生，江西省邮电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961年毕业于南昌市第三中学保尔班，196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专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从事电离层研究。1973年至今，在江西省邮电系统长期从事邮电通信科学研究、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工作，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有五项获部省级科技成果奖。
　　在科技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科技论文20多篇，曾发表或提供工程项目使用科技英文译文18万字，发表科技俄语译文1.3万字。
　　个人简历和业绩收编入《当代电子科技英才》、《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名人录（新世纪卷）》等多种辞书中。

以下内容节选自傅荣楷校友作品《崎岖的山路》一书中“在电讯科技人才的摇篮里”

二、困难磨练着我们的意志

　　我们外省籍的同学都来得比较早，自然而然地住到了一起。我们寝室里的八个人，来自五个省。大家初到一起，谈起天南海北的事，没完没了。夜晚躺在双层床铺上，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要谈到深夜。 “人人都说家乡好”，说起自己的家乡的事情来有声有色，听者样样都感到新鲜，兴趣盎然。陕西同学唱的眉户剧很好听，我还学会了几句：“人家英雄上了前线，为保卫咱们的好田园。金字光荣匾，功臣的门上悬。为把他们的美名儿天下传。”

　　我们这个寝室的同学曾一起去照了一张纪念照，题名为：“赣鄂辽冀秦，求学逢蜀蓉”。由于我们寝室外省同学太集中，不利于同学间思想交流，后来进行了调整，换进来几位四川同学，这对于我们熟悉当地环境和风土人情，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我们学院是全国重点大学，面向全国招生，然而招生重点在西南，四川学生要占到近三分之二。四川人，特别是成都人，为人文雅，待人温和，说话柔软，很好相处。从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方面看，我们南方各地人与四川人相近，然而语言交流较为麻烦，甚至比与北方同学交流还费神。

　　四川是大省，人口众多。我国西部说四川话或相近语言的地区占了相当大的地域，包括云、贵、川，还有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汉中，包括汉族和会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四川人到外地生活照样说自己的四川话，不说普通话。我思考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四川话属北方语系，各地人基本上都能听得懂，没有交流障碍；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四川人有充分的自信：我们二亿多人说的语言，还算不上普通话吗？其实，四川人说普通话并不难，不要说像罗京这样的著名播音员，就是社会基层许多四川人说的普通话，也是够地道的，只是多数四川人不学、不说罢了。

　　我们江西人讲的是赣语，其实统一的赣语是不存在的。如果把江西各地人召集起来开会，大家都不说普通话，而讲自己的方言，大家都听不懂对方说了些什么，那这个会是没有办法开的了。我们江西人把说普通话叫做“打官腔”，这是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在一起时说的话。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内部都讲普通话。但是，你自己是南昌人，见到南昌普通老百姓不说本地话，而是“打官腔”，就有居高临下、装腔作势之嫌。如果你在家对父母，对亲戚“打官腔”，那则是属于不礼貌的行为了。

成电江西校友聚会

　　我们和各地同学在一起，说的是普通话，虽然说得并不标准，但很容易沟通，彼此有了亲近感。和四川同学说话，他们都不说普通话，我们却“打官腔”，自己总会有一种对他们不够礼貌的感觉。于是，我们与四川人对话时就自然而然地学说四川话。可是，学说四川话并不比学普通话容易，说起来很别扭。从口音上看，四川话与我们南昌的乡下话很相近，正因为相近，就不自觉地会夹带一些我们家乡的土话，使得四川人莫名其妙。于是，又不得不夹插一些普通话来纠正，结果就成了一种由四川话、江西话、普通话揉合在一起的“混合语”，一种夹生的“四川话”。我注意观察一些江西来的同学和亲友，他们在成都讲的都是这样一种“混合语”。

　　初到成都，我们都有一种新鲜感，特别是北方来的同学，许多事物对他们来讲都是陌生的。河北李栋山同学花一块钱买了个绿皮柚子，拿来就啃皮，结果发现是苦的，直叫这玩意儿原来很不好吃。有一次，我们一伙同学到建设路闲逛，陕西王鹏程同学买了几根苦瓜来分给大家吃。我说这玩意儿不能生吃，他说我们那儿有，都是这样生吃的。我领悟到他把苦瓜当成黄瓜了，就给他解释，要他回去换。他刚走，我又高声叫道：“你不要换些丝瓜来呐，那东西也不能生吃！”

　　成都，这是一座有二千多年辉煌历史的名城，别名锦官城、芙蓉城。三国时期蜀国的都城就建于此。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望江公园……名胜古迹遍布全城内外。我们初到这交通闭塞的内地名城，游兴大发，到处乱钻。

　　陕西籍的路荫田同学与我同寝室，每逢星期天我们经常一道外出。我们都不爱聊天，也没有钱上商店买东西，我们要么到成都的大街小巷无目标地乱钻，要么到郊外田野里长距离远征，直到两腿发酸、混身是汗才返回学校。

　　成都市的街道方向很古怪。我们学校在东郊，前往西郊的青羊宫、杜甫草堂，一直往西走，却老是会走到南边的武侯祠去，有时甚至走到了望江公园。这样的错误我不知犯了多少次。那时各地城市的地图是保密的，街上没有卖。后找到一张简易地图细看，才找到了原因。原来成都的古代留下来的老街道的方向定位与现代正确定向不一样，有几十度的偏差。在这样新老并存、老街居多的街道网中穿行，没有地图指路，当然容易走叉道了。我们学院在地图上位于东北角，进城的道路实际上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所以老是走到南郊去了。

　　成都一带民风古朴，文雅平和。城内现代建筑不多，民居院落保留明清遗风，市民衣着朴素无华，姑娘们多留着长辫子。一条护城河将成都围起，远远望去，展现眼前的是一座保留完好的古城。城外到处是肥沃的农田，茂盛的庄稼，弯弯的流水，翠竹环抱的农家院落。

　　成都人勤劳，生活知足。“知足者常乐”，你看全城到处都有的茶馆里那摆“龙门阵”的老乡，你看那星罗棋布的小吃店里的兴隆景象，你也会深受感染。难怪世人说：“老不进广，少不进川”啊！（注：这句话的意思是：老年人到广东，难以耐受炎热高温；年轻人来到四川，生活安定富足，很容易满足现状，不求上进。）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是完全符合事实、非常有道理的。成都平原上那黑油油的土地，都江堰以下那密如蛛网的灌溉渠，那一年中充沛的“及时雨”，哪个地方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呀？加上吃苦耐劳的人民，怎么不会年年都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呢？由于交通闭塞，丰富的物产运不出去，四川省的物价一直是很低的。

　　可是，当我们来到这富饶的天府之国上学时，正碰上百年未遇的大灾之年，人民生活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前两年暴涨的洪水，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号桥也冲毁了。就在这危难的时候，弥漫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又给四川经济“雪上加霜”。五八年农业生产成绩的夸大，使中央以为四川的粮食充裕，将粮食和其他物资通过铁路、水路大量外运；遭了大灾后，却仍然“报喜不报忧”。当中央了解到四川仓库已空，人民在挨饿时，要从外面调运粮食支援都来不及了。

　　我们到成都时发现，这里的物资非常紧缺，物价比困难中的江西还高得多。鸡蛋8角钱一个，南昌只要三角多。红苕（就是红薯）一斤一元二角八，谁吃得起？要知道，那时一般工人的工资只有每月三十多元啊。

　　成都本是我国著名的小吃名城，那时街上小吃店只卖点甜米泥、烩饭，上面摆一颗陈皮梅。还要收粮票，没有粮票只能站着看，用钱也买不到。那时成都凭票计划供应的有一种像月饼一样的小饼，很好吃。这是每月都有的、计划到个人的唯一的一种食品，一角多钱一个。我们平时舍不得吃，总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吃。

　　社会上的物资紧缺，自然也会影响到大学的校园内。我们的粮食定量按今天的标准并不低，有三十多斤，但没有油，没有肉和蔬菜，全靠这些大米，就不行了。每顿几两饭一下肚，就不知到哪里去了。那年我17岁，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肚子像个无底洞，经常饿得头昏眼花。

　　每天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的时候，我们就早早收拾好东西，眼巴巴地望着老师。老师很通情达理，总会提前三五分钟下课。一下课，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出教室，向食堂冲去，一会儿食堂的过道上就排起了长龙。

　　同学们赶往食堂是为了买烩饭，就是将昨天的剩饭用水煮成较稠的糊糊。这玩意儿吃到肚子里比米饭要沉，肚子感到舒服。说白了，就是骗骗自己的肚子，免得它老有意见，咕咕乱叫。每天的菜是“无缝钢管”，就是没有几片叶子、梆梆硬的藤藤菜（南昌叫蛇蕹）。菜里有盐没油。最困难时我们吃红苕叶，连成都市民都知道“电工学院的学生没有菜吃了”。

　　当时有一种提法，叫“低标准，瓜菜代”。没有菜，怎么代？于是学校要学生自己开荒种菜，菜收上来交食堂，本班可得30%的奖励。好在成都地肥水足，扔下种子去自己就会长出蔬菜来，不太费事。一时间，校内到处有菜地，水沟边也长出了肥大的厚皮菜（南昌叫金淡菜）。

　　老师们一下课也赶紧回家，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学生中传说有教授“偷”馒头的事，说是有一位教授站队时面对香喷喷的馒头，忘了交饭票，就情不自禁伸过手去拿，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困难时期，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照顾，有点数量十分有限的粮油肉蛋补贴。不过，他们都有妻儿老小，能自己“包干”吗？全家人一分，老教授又剩多少呢？

　　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国防科委没有忘记我们，从外地给我们调来了一些白糖、海鱼等物品，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们多数师生员工，都能经受住困难生活的考验，坚持学习和工作，但也有少数人受不了这种苦。有一个叫魏发财的学生，就将学校一个废弃岗亭搬到建设路上，做起烤红苕的生意来。不知他“发财”了没有，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学校让他回了家，他的书是读不下去了。

　　鉴于严重的实际困难，我们上课管得很松，特别是体育课，不想去可以随便请假。体育课的内容也只是教老年人活动身体的简化太极拳。进行这种活动消耗体能很少，不容易出现累得昏倒这样的事。

　　当时大专院校里，和机关、企业单位一样，流行跳舞风。令我至今仍不理解的是，在生活条件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有那么多人那么疯狂地迷恋于跳舞。每到星期六晚上，学校教工食堂都要举行舞会，附近工厂单位的干部职工也赶来参加。在革命歌曲的伴奏下，一对对男女翩翩起舞。有时非星期六也举办，我们宿舍旁边的一系食堂也用上了。

　　我们一年级同学没有见过世面，感到十分稀奇，有的爬到食堂窗户上去看。我对此不感兴趣，从不参与，但有时奉命把守舞场大门，不想看也得看。看到那些没有票的人在外面焦急乱转，有的硬往里面挤，真不知他们哪里来的那股子劲。我们有的同学看着看着，就到自己寝室里抱着个小凳子，试着转起圈来。同学们总结出一条规律：“一年级站着看，二年级试试看，三年级团团转，四年级当教练”，确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们孙泱书记是一位儒将，知识分子味很浓，很喜欢跳舞。党团干部带头，舞风当然兴盛。那时学校提出要扫“舞盲”，不由使我这个“顽固分子”胆战心惊。不过，没有多久，上面下达了指示，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让跳舞了。我们一年级同学大多没来得及学会，我至今还是个“舞盲”。

　　我们学校学生有两多，一是高干子弟多，一是穷人子弟多。到校后申请助学金的人数很多。我们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信封里装得份量最重的就是助学金申请表。南昌三中张老师专门为我开了“在校一直享受甲等助学金”的证明，我家乡也给我开了家庭十分困难的材料。然而，系办公室只给了我丙等助学金，除伙食费全包外，我的生活费由中学时的每月三元降到了一元。这意味着，我以后的生活比中学时期还要紧张。

　　有的同学知道情况后，要我去系办公室反映，我没有去。我想，助学金是国家给的，给多给少都是国家的照顾，我怎么能讨价还价。再说，助学金有一定的限额，如果我要往上去，就有人要给拉下来，这怎么行呢？

　　同学中除了极少数人外，伙食费都由国家给解决了，这就使我们有了学习生活最基本的保障。学校还给学生宿舍配备了理发工具、缝纫机，理发、缝补这些日常生活事情，我们学生之间就能办，要花钱的地方不太多。冬天来了，我们许多同学都没有过冬的衣服，国防科委给我们调来了志愿军换下来的旧棉衣、棉裤，分发给我们。穿上棉衣，身上暖和多了，晚上盖在身上，还能弥补棉被单薄的不足。

　　1961年终于过去了，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除夕加餐，每人一块与豆腐干一样大的、方方正正的大肥肉，上面带皮，却没有一点瘦肉。要是今天，没有人敢吃，可那时我们吃得可香啦！晚上，主楼前举行联欢会。孙泱书记发表祝词，他除了按常规祝大家新年愉快、新年进步外，还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祝福语，令人印象深刻。当团委书记李家材发出大家开始跳舞的号召后，我就赶紧遛到主楼里猜灯谜去了。

　　第一个学期，也是最困难的一个学期熬过去了。同学们都回家度寒假，大家用我们的行话称之为回去“充电”。我们班只剩三人未回家，除我以外，还有一位福建同学、一位南充同学。回一次家，虽有学生票待遇，来回也要三十多元，我们家哪里拿得出来啊。一年级结束，大家回家过暑假，那两位同学也走了，我仍然回不去。我这样在学校一呆就是五年多。

　　第一个寒假里，我们三人享受了一种特殊待遇，就是班上交给食堂的“自留地”的厚皮菜，返回的那部分由我们三个人吃。不吃还不行，因为等不到同学们回来，这些菜就全烂了。于是，我们用脸盆煮了两大脸盆，连续几顿饱餐，撑得肚子鼓鼓的，舒服极了。过了几天，麻烦来了，肚子发胀，出恭艰难。好不容易下来了，发现排出的东西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竟与马粪蛋一个样。通过亲身实践，我终于明白了马的消化过程，以及最终产物是如何形成的。

　　春天一到，成都盆地一片青绿，庄稼、蔬菜长势良好。夏收一到，经济形势迅速好转，物资供应逐步改善。到底是天府之国，经济恢复如此之快。而我们老家江西却恢复得很慢。我从中央新闻电影记录片中看到，江西又发生了大水灾，洪水漫过江堤，冲溃了堤岸，淹没了大片农田。我们的老省长邵式平，亲自到倒堤处参加抢险。倒堤的地方，正是我们家乡潭岗公社的宋洲大队和万洲大队。

　　我关切家乡的情况，给独自留在农村的父亲写过几封信，却迟迟接不到回信。后来，从其他亲友那里得到点滴消息，才知道我父亲因长期一个人在农村，生活艰苦无人照顾，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九个多月了。我母亲已回到乡下去临时照看。我在学校里读书，放寒暑假时也没有钱回家乡看望，心情很苦闷。我不愿意把这些情况告诉同学和老师。我一直对关心帮助我的同学和老师，充满感激之情，但我从不对别人讲自己遇到的困难。我的情绪越来越不好，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学习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数学是我的强项，这年的期末考试只得了80分。

　　我不需要经济上的帮助，我需要的是思想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向团中央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诉说了心中的苦闷。不久就接到了团中央办公厅的回信。回信的同志对我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鼓励我努力学习，同时要我找老师和团组织，也可向家乡的基层机构，请求给以可能的经济上的帮助。来信用竖行信笺写成，满满写了三页，内容详尽，态度恳切。对于我这样一个无名青年，团中央有关同志这样认真、这样关切，使我深为感动。我安下心来努力学习，没有去找老师和同学，也没有给家乡写信。随着江西经济形势的好转，在我母亲及乡亲们的照料下，父亲的病终于慢慢好了，开始可以下地走路了，只是走不稳，左右摇晃。这时，我父亲已经60多岁，已经不能继续工作，城乡政府部门考虑到我家的特殊情况，就批准从农村再回到城市，户口也迁回了南昌市，不过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