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傅荣楷，江西南昌人，1944年4月生，江西省邮电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961年毕业于南昌市第三中学保尔班，196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专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从事电离层研究。1973年至今，在江西省邮电系统长期从事邮电通信科学研究、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工作，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有五项获部省级科技成果奖。

　　在科技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科技论文20多篇，曾发表或提供工程项目使用科技英文译文18万字，发表科技俄语译文1.3万字。

　　个人简历和业绩收编入《当代电子科技英才》、《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名人录（新世纪卷）》等多种辞书中。

以下内容节选自傅荣楷校友作品《崎岖的山路》一书中“在电讯科技人才的摇篮里”

一、新兴的无线电大学

　　1961年9月初，正是金秋时节，我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向遥远而又神秘的天府之国驶去。

　　我坐在旅客列车内，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出神，刚才辞别父母时的情景，还在脑海中浮现。在家中，年迈体弱的父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要我注意保重身体，要多给家里写信。出门时父亲说：“你是国家的人，好好读书，你去吧，不要挂记家里。”  母亲没有说一句话，眼睛里含着泪花。

　　前两天，母亲为我整理衣物，父亲教我如何叠衣服，如何打背包，如何打活扣和死结。托运的东西只有一床内絮有洞的薄棉被，一床又黑又硬的窄垫絮，用一床草席捆起，另有一个角上有个老鼠洞、用木板补钉上的小木箱，总重16公斤。行李提前发运走了。

　　我背着一个小书包，里面放有书籍和洗漱用品，还有母亲给我准备的三个熟鸡蛋，走出了家门。我忍住眼泪对母亲说：“妈！别难过，我这是去读书呢，我会早点回来看您！” 说完，我扭转头，向中山路的公共汽车站大步走去。在百米开外，我回头看了看，母亲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的眼泪，夺目而出。 分别之时，我们都不知道，我这一去就是五年多，没有回过家。

　　火车在轨道上匆匆急行，发出有节奏的轰隆、轰隆声。两边的小树飞速地向后退去，而远处的小山和村庄，却依依不舍地随我前行，送了一程又一程。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能够上大学，这对我们穷人家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多么光荣的事啊。我一定要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学好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富强做一番事业！

　　与我同行的是殷岐峻同学，他是南昌五中的毕业生，录取在电真空器件专业。成电这一年在江西总共招生五名，南昌市就只有我们两人。殷岐俊同学是苏北人，个子较高，戴副眼镜，不多说话，诚实而又干练，一看就知道是个当过学生干部的人。他是高干子弟，父亲担任江西省农业厅办公室主任，后担任过副厅长。他说话常带微笑，普通话里带着浓浓的苏北口音，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我们相见如故，成了多年来一直常来常往的老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母亲还在农村，他是来江西投靠父亲的，因此他具有高干子弟和穷人子弟双重身份，难怪我们能够这样融洽相处。

　　火车上供应盒饭，不要粮票，这可是一种不平常的待遇。当时有些短途旅客，坐火车完全是为了吃上一顿不要粮票的饭。我和殷岐峻同学各自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大家互通有无，节省着一道吃。

　　天渐渐黑了，火车进入了湖南省境。这是我头一回出省，从窗外传来卖菜瓜小贩叽哩哇啦的叫卖声，与南昌的土话大不一样。当时到四川通火车的路线只有一条，就是经长沙、武汉、郑州、西安，绕一大圈再穿过秦岭到成都。这一路上听到的方言各种各样，使我第一次体会到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的辽阔广大。

　　车过武汉时正值黎明，列车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曲声中，通过长江大桥，“跨过奔腾的”长江。我们和着扩音器的乐曲，也唱起了这首让我们中国人充满自豪感的歌曲。在车上我们聚精会神地望着窗外，看到了向往已久的滔滔长江，雄伟的长江大桥，绿树掩映着红瓦砖楼的大都市——美丽的武汉三镇。

　　列车穿过武当山，来到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这才叫大平原啊！放眼望去，平坦的大地无边无际，沿途到处有村庄、庄稼、牛羊和一片片的枣林。我们又乘车经过郑州、洛阳，在险峰林立的华山脚下绕行，来到了八百里秦川和有悠久历史的古都西安。我们身上只有一点点路费，各地又是人生地不熟，不敢到各个城市游玩，一直匆匆赶路。

　　列车在爬秦岭时太动人心弦了。两个大马力的电机车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我屏住呼吸也在暗暗地为列车使劲。列车缓慢地在大山坡上来回绕行，一圈一圈地向上爬高。在爬坡途中，你上下可以看到我们经过的不同高度的五条铁路。

　　列车终于爬上了山顶，开始钻山洞。以后就是不断地出洞过桥、过桥钻洞。在秦岭车站附近，你可看到直插蓝天的雄峻险峰，同时又可看到深不可测的山涧里湛蓝的溪水。在河谷的一些地段，悬崖峭壁上还残存着古代栈桥的遗迹。行人到此，方可些许领略到李白名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深刻涵义。

　　列车终于在成都平原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奔驰，我们离目的地成都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我心情激奋，心旷神怡，刚离家时的沉闷心态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开始急切地盼望快到学校，开始新的生活。

　　为了省钱，我和殷岐峻同学尽量坐慢车，故在长沙、郑州、西安共中转了三次。转车时若遇晚上，我们就在车站时的长椅上过夜。因而，走了四天，才抵达成都。由于一路上都是蒸汽火车，又钻了不少山洞，加上几天没洗脸，全身脏得不得了，两只眼睛周围一圈墨黑，好像戴了一副眼镜，鼻孔里也是黑乎乎的。

　　我们到达成都时离通知报到的时间早一天，所以火车站上没有学校的人来接。我们就一边问路，一边顺着一环路向府青公路走去。一路上行人很少，两边都是农田，黑油油的土地上栽满了各种蔬菜。过了府青路口，在左边看到一大片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我们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学校了。可怎么也找不到大门，于是我们从围墙上的一个大洞，走了进去。

　　我们绕路来到主楼，分别到自己系的新生接待站报到。接待站的高年级学生很热情，领着我办好各种手续，带我到住宿地安置，到二系食堂吃饭。食堂离宿舍很近，生活上倒很方便。我们住的9—12栋楼是男生宿舍，连成一片，旁边有一个公共厕所，周围长满了杂草和蔬菜。夜晚灯光很暗，厕所前面的卫生情况很糟糕。

　　此后几天，各地的同学陆续都来了，远道的同学来得早，成都附近的来得晚。近千新生一下子涌进学校，接待工作一片忙乱，到处乱哄哄的。我们早到的新生，就自动担当起后到同学的向导责任。

　　一天凌晨，天蒙蒙亮，我班来自河北的一位姓王的同学找到我们，一副紧张惶恐的模样。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们，他昨天深夜到校，接待他的学生把他领到12栋四楼一个房间里就走了。他正睡着，觉得周围气息有些不对头，天有点亮时，才发现周围全睡的是女同学，就赶紧逃了出来。原来12栋的男生宿舍临时用来安排新来的女生，这位接待新生的学生不知情，把那位姓王的同学带到里面去了，结果闹了个笑话。

　　晚上，接待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来看望我们新生，问我们生活是不是习惯，有什么困难，还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成电建校过程和当时的基本情况，鼓励我们为祖国努力学习。

　　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正在恢复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就敏锐地察觉到，新兴的电子技术在国防事业中的特殊意义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组建我国的第一所无线电大学。为了安全和保密，地点选在成都，取名“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为了迅速建设并完善教学基础，将我国沿海三所重点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的无线电通讯专业内迁到成都，组建这所新型大学。迁来的有我国无线电技术领域著名的专家教授，如林为干、冯秉铨、冯志超、顾德仁、张煦等，其中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后回来报效祖国的留美学者，也带来了各校无线电专业的低年级学生。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建设学校，调用了刚从朝鲜撤回来的志愿军一个团。该团一些干部战士后来留校就业，有的担任基层干部，也有的当了门卫或炊事员。

　　学校建设的基本构思，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仿照列宁格勒电讯学院的模式。列宁格勒电讯学院的主楼十三层，尖顶。我们学校主楼设计为九层，因经费不足暂建了五层，平顶，内部结构仿照该校。所以，我们在看影片《列宁在十月》时，惊奇地发现，从炮打冬宫指挥部（列宁格勒电讯学院主楼）的大门、广场、楼门和过道中，可以看到我们学校主楼的影子。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重视下，筹备时间不到一年，基本建设从设计到施工仅仅几个月，新中国的第一所专门培养高级电讯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建立起来了。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我们学校题写了校名。1956年9月，学校按计划时间正式开学，在教学、生活各项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成电在边建设，边教学、边发展。

　　最初，学校的建设计划规模为在校学生10000人。我们到学校时，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已经有六个系，十多个专业，有7000多学生。我们到校前，第一届毕业生已经离校了。我们1961年入学的这一届（66 届）有26个班，约900人。65届的班级和人数比66届都要多出一倍。

　　一系是有线通信系，专业最多，有电话电报、通信仪表、微波通信等专业。我们二系是无线系，对外叫“无线电设备设计与制造系”，有雷达和导航两个专业。我们这一届为一个大班，有四个小班，即6606、6607、6608、6609班，每个班约36人，前三个小班为雷达专业，9班为导航专业。雷达导航在当时是尖端技术，国防专业，保密性强，功课重，五年中要学34门课程。我们系各个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同学多，女同学少（大约三比一）。你到大操场看学生上体育课，站队时女同学队列比男同学还长的，那准是一系的，而男同学一大堆、女同学没有多少的就是我们二系的了。

　　当时，我们学院属于国防科委管辖，是国防科委系统11所院校之一，是新建的全国重点高等院校。按照国防科委的要求，成电的发展方向是：主要设置为导弹、飞机舰艇配套的无线电电子专业。当时学院的党委书记是孙泱（原是朱德元帅秘书），中将军衔。院长是谢立惠，一位老科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为了保密，我们学院的大门普普通通，连校名匾牌也没有挂。我学习的专业是雷达，我自己也是到学校以后才知道的。按保密手则要求，“不该说的不说”，我严守纪律，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的父母在我上学期间一直不知道我学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专业课程使用代号，名称叫“841”、“842”、“843”、“844”，我们做实验的雷达站叫“19号工地”。高年级上课时，老师提来一个大皮箱，将同学们的课本和笔记本发给大家，上完课又收回来提走。保密措施非常周到，非常完备。其实，从技术角度上讲，我们学的东西在世界上已经落后，无什么保密价值。要说保密能起到什么作用的话，就是能够使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不清我们在学什么，要干什么。

　　建校初期正值中苏友好蜜月期，有多名苏联专家参加了我们学校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如弗·尤·罗金斯基、依·弗·列别捷夫等。他们为我们学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苏冷战开始后，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没有见到他们，但他们编写的教材在我们的学习中，仍然在发挥作用。

　　成电建校选址在成都的东北角，周围是国防工业区，有许多重要的军工企业，尤其以无线电工厂居多。北边与沙河为邻。这条小河弯弯曲曲穿过东郊，两岸是树高叶茂的林荫小道，是个晨练、早读和休闲散步的好地方。

　　原先，成电划定的计划建设范围很大，大门在护城河的一号桥附近。后来，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实际建设的范围在一环路外。一环路内大片土地长期空置，仍由农民耕种，后被其他单位占用。 经过收缩以后，成电后来要发展就很困难了。校园里的教学设施建设，也因全国性经济困难而停顿下来，出现了许多半截子工程。我们看到，主楼建好了，二系系楼、三系系楼、五系系楼建好了，而一系系楼和四系系楼只打好了地基，已经砌好一米高的砖墙，在墙内却填土种上了棉花。我们校园体育场的四周，农民们种上了蔬菜，一直种到跑道边。准备建设游泳池的地方，只有四四方方的两块地。

　　鉴于当时全国性的经济形势，国家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我们学校的建设计划相应做了修改，规模进行了压缩。困难时期的影响，在我们的校园内也随处可见。

　　我们很快地完成了新入学的各项准备，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早晨，广播响起，我们和老生一起，赶紧起床，吃完早饭就上课去。全校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宁静。晚上，主楼、系楼、图书馆灯火通明，学生们在认真地复习功课。新的生活开始了。

　　这时的成电刚建校不久，成都又正处于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学校环境条件异常艰苦，但我们仍能深切地感受到，成电的师生员工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克服着各个方面的巨大困难，正在勤奋地工作和学习。年轻的学校，年轻的学生，在校园里表面凌乱的环境下，孕育着勃勃的生机。

　　这里是新兴的电子技术人才的摇篮，这里正培养着我国国防事业的新生力量，这里的人们身上焕发出的艰苦创业精神，展现出我国无线电事业美好的未来和无限的希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