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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成电拾光》第二季（出版于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忆磁性材料与器件专家张有纲教授》一文（内容略有删改）。

张有纲，1927年2月生，浙江省吴兴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1952年8月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并留校执教，1956年调入成电任教，1958年担任教研组副主任，1962年担任教研组主任。他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磁性材料与元器件专业，组建了我校材料微观分析中心并担任主任。

1991年11月底，全国电子材料与元器件教学研讨会召开。作为全国著名磁学及材料分析专家，张有纲教授享有盛望，这次会议在电子科大举行，并由张有纲教授主持。29日上午，张有纲教授一直紧张而忙碌地主持会议。下午休息间隙，他决定去材料分析中心指导一下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也许是会议主持太劳累了，也许是他一直不顾身体搞科研身体早已不堪负荷，下午3时35分，他突发脑出血，随即失去了意识。30日凌晨1时58分，一颗在教学科研路上一直不停追逐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依然奋斗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噩耗传来，全校师生和业内同行无不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2019年9月18日出版的《中国科学报》第6版，以《一项研发：国内首批商品化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为题，深度报道了由张有纲教授带领数十位专家共同研制的成果，他见证了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

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

如今，这几台录音设备看起来已经十分“古老”，如果将时间倒回几十年，这几台“笨重”的录音机，却是当时的一项重大创新。它们就是我国首批生产的商品化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

20世纪80年代起，张有纲率领相关学科的数十位专家，历经八年的艰苦努力，攻克靶材成分及制造、镀膜工艺和光盘后序制作多项难关，最终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制备可抹可录磁光盘技术的国家之一。光电数字录音机作为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数字录音设备之一，相关技术难关也被攻克。

20世纪90年代可抹可录磁光盘生产线

后来，这两项成果顺利通过电子工业部鉴定。由科技界、音乐界和广播电视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通过对这两项成果技术、产品的严格测试考核，认为这两项高新科技成果已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对缩短我国电子工业在高密度信息记录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可抹可录磁光盘和光电数字录音机被广泛应用到多家广播电视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张有纲在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便留校执教。1956年，正处于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期，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安排，就这样来到了成电。张有纲在大学是学电机的，但是由于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他先改行从事磁学研究，并成为我国应用磁学的创始人之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由于跨学科的需要，他又自学了机械方面的知识。为把电子材料学科建设成为全国学科，他引进大型分析仪器，筹集资金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材料分析中心，建设电子材料学科博士点，争取磁光记录技术方面的重大科研课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铁氧体方面的科研与生产还处于起始阶段，面对国内这一方向的空白，张有纲教授便与其他同志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试制了各种类型的铁氧体材料与器件。

张有纲教授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1965年，由于国内缺少相关器件验磁介质性能，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张有纲教授便参加了设计与调试工作，并取得试制成功，研制产品经长期使用后性能满足要求。

提起“彩电攻关大会战”，很多老成电人都记忆犹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黑白电视还属稀奇物件，彩色电视更是遥不可及。而成电早在1958年就已设立了电视专业，并与中国电子学会成都分会联合建立了实验性电视中心，同时拥有我国第一批从事电视技术研究的专家和行业领军人物。

1970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四地以“大会战”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彩色电视技术集体攻关，成都“会战”的主战场选定在成电。张有纲教授参加了录像磁头的制作与调试，试制出了热压铁氧体录像磁头，在上海录音器材厂等取得了广泛应用，解决了当时国内急需的问题，当时在国内热压铁氧体录像磁头还是首次应用。

张有纲教授敢于挑重担、担风险，充分发挥我校电子材料学科优势，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七五”期间，他主持的高科技项目“可擦重写磁光盘寿命研究”“磁光彩色录像技术研究”都通过了机械电子工业部组织的专家委员会鉴定，特别是“磁光彩色录像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关键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电子工业在录音、录像领域重新夺回被外国垄断的市场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为“八五”科研项目“数字磁光录音技术”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率先在国内筹建了磁性材料与元器件专业，并首编了《铁氧体磁性材料》和《磁性材料》教材，创建了具有先进水平的材料分析中心，并获得了电子材料与元件学科博士点。

中日电镜技术交流会（前排左六为张有纲教授，1983年）

张有纲教授不仅致力于科学研究，更是一直扎根教育一线，为培养人才尽心尽力。他对开设的课程总是务求讲深讲透。有一次一位老师晚上有急事找他，他不在家，这位老师又去教研室找他，刚上楼梯，就听到张有纲教授在教室里的讲课声。当时这位老师以为张有纲教授在给同学上课，悄悄一看，却只看到张有纲教授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一个人在黑板上边推导公式，边讲述过程。这位老师好奇地问：“这门课你已讲了许多遍，为何还这样认真备课呢？”张有纲教授回答道：“书上公式太繁，学生不易弄懂，按书上讲没有新颖的方面。如果使推导简单化，简化模型，学生好懂，也会学到更多处理问题的方法。”

参加科研成果鉴定会（前排右三为张有纲教授，1990年）

张有纲教授为人刚直，光明磊落，勇于解剖自己，他讲真话，办实事。他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同志，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善于听取党组织与群众的意见。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对政治学习、党员组织生活非常重视，从不找借口，每次都积极参加，并且每个季度都要找党总支负责同志谈思想。他常问：“我有哪些毛病？”“我希望同志们原谅我，我很着急，完不成任务，国家损失大。”从这些点点滴滴中，可见张有纲教授心中始终装着党的事业，始终对事业抱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张有纲教授不仅严于律己，对身边同志也坚持求实的态度。他对年轻人既要求严格，又对他们的工作成绩及时鼓励和表扬。他敢于当面对工作马虎不负责任的同志提出批评，体现出了一位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崇高境界。同时又对身边的同志非常关心，如为应该提职称的积极帮助沟通协调，为应得奖金和劳务津贴的积极争取，对需要解决住房和夫妻两地分居困难的也积极帮助解决。在大家心里，张有纲教授是一个真正关心下属的好领导。

范启华先生、洪源先生在《记张有纲老师二三事》中写道：“作为科研课题的负责人，每个年头都要涉及奖金、劳务费的发放。张老师每次总是将分配方案公开，谁干得好、有成绩，他就奖励谁。有人查过这几年的奖金分配表发现，没有哪一次张老师多拿过，甚至总是比课题组其他同志少。”

可抹可录磁光盘技术研究团队部分成员

为了学科和材料分析中心建设，张有纲到处奔波，有时一个月就要出差多次，长期以来活动日程安排都是满的。张有纲小时候患有右膝结核性关节炎，导致他右腿身患残疾，走路不便。频繁的出差就连一般的正常人都难以忍受，而他在苦中自得其乐。对张有纲教授而言，精神上富足了，那些身外之物都不算什么。他精打细算每一笔经费，为国家节约开支，从不占公家和他人的便宜。张有纲教授行动不便，但他长期赶公交、挤地铁，除非紧急情况，否则绝不坐出租车。

据他的同事说，在一次到北京为期二十多天的调研中，张老师几乎天天在外，冒着酷暑，赶公交、挤地铁，没有一次坐出租车。樊樾老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和张有纲教授到北京出差，从早晨出门算起已经五个多小时了，路途劳顿加上张老师身体本就不好，理应休息。但张教授却说：“走！我们去买面包！顺路到某招待所的接待室，那里我熟悉，有开水，这样的午餐省时、省钱，又可以休息。”

据范启华和洪源回忆，从跟张老师一起从事磁光记录科研工作以后，免不了晚上有事找他，每次去他家，他总是在书房里阅读文献或写东西，没有哪一次在休息。他的电话机就放在书桌上，每次晚上打电话给他，几乎铃刚一响，他就拿起了电话。因为他的右腿行动不便，只可能坐在书桌前才有这么快。

在张有纲教授临终前，一个课题组新安装了超净房间，组员在谈话时提到房间里外通话有些不方便，他便暗自记下。事后，学生们都把这事忘了，而张有纲教授却一直惦记着。后来，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学生找到一对新买的对讲门铃，是张有纲教授去世前几天从上海出差带回的。

成电建校30周年时部分交通大学电讯系校友合影

（前排右一为张有纲教授）

张有纲教授有着让人信服的魔力，有着勇攀科研高峰的毅力，在他的带领下，成电的磁学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他顽强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品德激励和鞭策一代又一代成电人勇挑重担，创新创造。